2020年，莫迪政府雄心勃勃推出“生产挂钩激励计划”（PLI），试图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%。

四年过去，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，仅完成目标的37%，连本土手机组装厂都依赖中国零部件。

印度外长苏杰生将这一困境归咎于“西方长期抬华抑印”，但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？

殖民遗产：

1950年，印度GDP比中国高出22亿美元，独立时还继承了英国留下的铁路和工业基础。

但尼赫鲁效仿苏联的“五年计划”和国营化路线，让钢铁、能源等核心产业陷入低效泥潭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市场化转型，彻底重塑了经济底层逻辑。

种姓制度和土地私有制至今制约着印度发展。

低种姓群体即便接受教育，仍难突破职业天花板；83%的儿童小学二年级后辍学，沦为廉价劳动力。

而中国早在1950年代就打破阶级壁垒，通过扫盲运动和义务教育释放人口红利。

印度独立时的“非暴力妥协”，让土邦贵族和英国资本继续掌控资源。

563个土邦以自治权换取加入联邦，每年耗费巨额财政供养旧势力。

反观中国，土地革命彻底清除既得利益集团，为基建和工业化腾出空间。

制造业困局：

莫迪的PLI计划撒出230亿美元补贴，却换来14%的制造业占比。

跨国企业在印建厂只为享受关税优惠，零部件80%依赖进口，本土产业链始终残缺。

三星在诺伊达的“全球最大手机厂”，核心模组全部来自中国东莞和越南。

印度试图复制中国“世界工厂”路径，却忽视关键差异。

1980年代中国承接产业转移时，农村已通过公社积累初级工业技能；而印度3/4劳动力至今务农，流水线培训成本高出30%。

致命的是频繁停电导致工厂每日仅能运转8小时，产能利用率不足60%。

保护主义反而作茧自缚。

手机进口关税从10%飙升至20%，逼得小米OV被迫本土设厂，却因供应链缺失陷入亏损。

而中国当年加入WTO时，关税从43%降至9.8%，用市场换技术完成产业升级。

撕裂的社会：

走在孟买街头，穿着纱丽的妇女用4G网络刷TikTok，但全村共用一部手机的村庄仍占38%。

这种割裂折射出印度的深层矛盾：IT服务业占据GDP 50%，却只吸纳2%就业人口。

班加罗尔程序员年薪可达2万美元，但83%企业因技工短缺不敢扩建生产线。

教育断层加剧人才危机。

印度理工学院每年培养7万名工程师，但公立小学二年级学生中，57%不会做加减法。

当中国职校生学习5G基站维护时，印度青年还在为种姓配额争夺大学名额。

宗教民族主义正在消耗改革动能。

莫迪将罗摩神庙重建列为优先事项，但全印至今没有统一民法典，土地征收法案拖延20年未决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高铁网络从规划到落地只需5年，背后是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。

基建魔咒：

坐在从德里到孟买的“特快列车”上，1600公里路程需要28小时，比1947年仅提速4小时。

印度36%城市化率背后，是90%公路属于村道，集装箱从港口到工厂的物流成本比中国高47%。

牛粪计入GDP统计，但全国日均停电6小时的问题始终无解。

土地私有制成为最大拦路虎。

修建一条200公里高速公路需要与872个地主谈判，补偿纠纷平均耗时5.8年。

而当中国用举国体制建设三峡工程时，印度连恒河治污计划都因邦政府扯皮停滞。

财政资源错配触目惊心。

公务员养老金吃掉32%中央预算，但研发投入不足GDP 0.7%，还不及巴基斯坦水平。

反观中国将高铁总投资的12%用于技术引进，最终青出于蓝拿下雅万高铁订单。

政治妥协：

1950年宪法保留英国殖民时期的《土地征收法》，但每次修法都因议会扯皮无疾而终。

相比中国用30年完成6亿农民城镇化，印度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仅0.6%，贫民窟人口反而增加1.2亿。

当莫迪试图推行农业市场化改革时，30万农民开着拖拉机包围新德里，迫使政策180度转弯。

多党制演变成利益分赃制。

地方邦政府为选票保留种姓配额、维持粮食限价，导致财政赤字突破GDP 6.8%警戒线。

而中国央地财政事权划分改革，让深圳能用40%土地出让金反哺中西部基建。

外交在东西方间左右摇摆。

加入QUAD制衡中国，却又因俄罗斯石油折扣价放弃制裁，这种投机反而丧失战略信用。

当华为被西方围剿时，印度电信局却要求所有5G设备必须“可拆卸式设计”，变相排斥中企。

人才流失：

硅谷38%工程师来自印度，但本土半导体工厂招不到合格技工。

这种悖论源于扭曲的激励机制：IT行业免征所得税，但制造业企业要交28%商品服务税。

当中国用“长江学者”计划召回6万名海归时，印度顶尖人才正通过H1B签证永久逃离。

语言优势反成创新枷锁。

英语能力让印度承接欧美外包业务，但也导致90%科研论文停留在仿制阶段。

对比华为5G专利数量全球第一，印度最大科技公司Infosys的研发投入占比不足1.2%。

低人权优势正在失效。

莫迪指望10亿廉价劳动力吸引产业转移，但自动化生产线让服装业就业岗位十年减少37%。

当中国用工业机器人密度攀升至全球第5时，印度还在争论是否该立法保护纺织工岗位。